第1章 (第2/2页)

林组长把倒满水的玻璃杯递给我。我坐上沙发，柔软得像一屁股坐在了空气上，舒服极了，仿佛全身的酸痛疲乏顿时消失殆尽。小柴犬趁机跳扑到我怀里，舔舔我的手，趁我躲闪不及还舔了舔我的脸，霎时令我心生厌恶。

“皮蛋，滚回笼子去！”林组长一声呵斥，小柴犬仿佛听见天敌的嘶吼，迅速从我怀里跃下地，奔跑着躜进笼子，脸朝我们趴了下来，做出一副颇为乖巧的模样。“它叫“皮蛋”啊？真有趣！”我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狗，因为除了狗我们之间好像找不到其他话题。

“嗯，皮蛋是我的最爱！”

“我也喜欢。”

“是吧！如此人间美味，外国佬居然说是“恶魔蛋”，真没有口福！”林组长的口吻充满遗憾，似乎老外不吃皮蛋成了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样不可饶恕的罪孽。

“房东准许你养狗？”我听过见过大多数房东都不会允许房客养宠物，故发此问。

“起初是不允许，屡次找我交涉，都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妥协，加之皮蛋从不乱叫扰民，不四处乱跑，不随地排泄，从未遭人投诉，房东也就作罢默许。”林组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有些自豪的神情说，“最关键的是房东的小女儿也彻底沦为皮蛋的忠实小粉丝。”

“真有你的！”

刚开始上班，我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在待人接物上出现任何纰漏，又担心工作中存在瑕疵，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做得不够严谨，教人挑出毛病。没多久，便渐渐打消顾虑，同事们都挺友好，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他们的微笑和语气看来是这样的。我从零基础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最简单、技术含量最低、却是最辛苦的包装工干起。王主任虽有意发展我成为设备操作工，但公司总归不是慈善机构，不养吃闲饭的，所以只允许我在工作之余学习设备操作。公司每次组织操作工培训，王主任都惦记着我，叫林组长顺带上我。每次培训我都认真做笔记，比上学那会还专注，这也算是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

在学习设备操作上，林组长给我的帮助最大。他三十岁不到，进公司才刚满三年就成为车间的三个班组长之一，并且资历比他老的组员心悦诚服，自有他的过人之处。只要是车间里有的设备，他都能上手，并能讲出个所以然来。他对技术下发的图纸有自己的解读，并能提出独到而有益的建议。去年他就被评选为优秀员工，小锦旗还挂在组内的宣传幕墙。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王主任根据订单安排和调度组内的生产；其次是见缝插针地帮组员打打下手；只有当订单紧急、人手不足，或者新产品试制的时候，他才亲自操刀。自打我进了车间，在我包装工作的空隙时间，他就常把我叫到设备前，教我看图纸，亲自给我演示操作，讲解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把他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我像是一个平头老百姓陡然得到皇帝的荣宠般欣喜若狂，特别珍惜机会，把他告诉我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铭记于心。很快我就摆脱包装工的身份，开始操作车床，然后慢慢接触钻床、铣床等设备。操作设备之余，我也开始摸索数控机床的编程知识，学起来虽然艰深吃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年时间略有所成。这是许多老操作工的盲区，所以他们只能操作那些手动的老旧落后设备。到现在，我业已能够操作我们车间的所有设备，王主任甚感欣慰，夸赞自己慧眼识珠，扬言若不是我的年纪实在太小不够成熟稳重，完全可以拔擢为班组长。

我三天两头到林组长的房间和他聊天，因为下班以后所能找到的可以说话的人，最近的就是他，或者说也只有他。繁华的都市，两个漂泊的人，两颗孤独的心互相慰籍。当然，我也怀一点点私心，坐在他宽敞的客厅吹吹空调、泡泡茶、喝喝咖啡要比在我憋闷的单间待着舒心。一个在享受生活，一个只能算是生存。我们渐渐敞开心扉，无所不聊：天文地理、政治历史、稗官野史、新闻时事、以及家庭情况。我从聊天中得知他老家在贵州的一个比我老家还要偏僻和贫穷的小山村，世代务农。祖母和父母健在，在老家种田，本本分分，收入微薄，入不敷出。有一个哥哥携妻带子在福州谋生。他已经结婚，育有一子。妻子在老家监护儿子上学，并在镇上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缝补衣服的小铺，所得有限，将将够娘俩开支。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林组长每月都会在发工资后按时给父母汇五百块钱，给妻儿汇一千块钱。这一点主动性上我挺佩服他，因为我每次都要等到父母开口跟我要钱才往家里汇，现在想想，父母亲不到逼不得已的境地哪怕再拮据也不愿开口。

以林组长的工资，往家里汇的一千五百块钱并不算多，再扣除一千多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应该还能剩下近半。我原以为就他那憨厚老实的性格，定然将剩下的钱都存起来，一年下来也挺可观，但仔细询问，才知道他的存款少得可怜，甚至还不如我。我用带着半调侃半挖苦的语气问：“我看你平时极少大吃大喝，烟酒赌毒都不沾，莫不是偷偷逛窑子，贴了哪个野娘们？”

林组长端着咖啡的手顿了顿，把翘着的腿放下，辩解道：“当然不是，你可别图过嘴瘾编派人，败坏我名声！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虽不敢妄称自己道德高尚，却也不至于沦丧到卑鄙龌龊的地步。”

“那你的钱都花哪了？难不成自己长腿跑了？”这已经是个很私密的问题，莫说是外人，即便是亲人也很少触及这样的雷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却多管闲事，像个控制欲极强的守财小媳妇盘问丈夫钱财去向一样不依不饶。

林组长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即便我触及如此**，他依然没有面露不悦之色。他用手指了指在一旁默默吃狗粮的“皮蛋”说：“看看我的狗，”又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再看看我的自行车，哪一个不花钱呢？”

我想起来他确实有一辆改装过的十分酷炫的山地自行车停在底层的楼梯间，时常在傍晚骑出去遛狗，也常常在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穿上一身骑行装出门。但我想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花掉这么多年挣的钱，我将信将疑地问：“不就一条狗、一辆自行车吗？能花多少钱？”

“我买的可不是地摊货——“皮蛋”花掉我快五千块钱，还不算每顿的狗粮；那辆自行车花了我一万多，还花了两千块的改装费。”

我听完瞠目结舌，或许是出身限制了我的见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莫说花巨款买条狗、买辆自行车，就算花两百块钱吃一顿大餐（我自以为算大餐）也要狠狠地咬牙才能下定决心。我和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一样，省吃俭用，为不可预见的将来存钱，甭管最后是花在讨老婆上、买车买房上、还是送进医院。要我似他那般大手大脚花钱，无异于从我身上剜肉，不死也痛。我又打趣地说：“你可真舍得花钱！心也真大！一万多的自行车就和一堆破铜烂铁（和它比起来其他自行车只能算是破铜烂铁）停一块。要是我，搂着它睡都嫌床大。”

林组长被我的话逗笑：“拿我开涮呢是不是？我跟你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个月做一件曾经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

“是吗？这个月是什么？”

“这个月我要去看偶像的演唱会，前几排的票，很难买的，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搞到。”说到偶像，他眼睛闪烁着光芒，给我一种我就是他偶像的错觉。

“这些你老婆知道吗？”我像是个查户口的，不把林组长的家事连根刨出，决不罢休。

“知道。”

“那她也支持你这样做吗？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吗？”

“她并不支持。还为这些事和我闹过别扭、发过脾气、吵过架、一度闹到离婚的边缘。最后发现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什么，孩子又离不开她，就放弃了。”林组长的腔调充满遗憾，似乎所有过错都在妻子的不理解，就像大鹏鸟对斥鴳的短见感到遗憾和悲哀。

我对他的腔调和腔调中所流露的思想甚是反感，从而增大音量，用激动且不容置否的语气说：“看来你是利己主义的信徒，可是你有没有替家人想想？伯父伯母期盼你出人头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改变家族命运；嫂子希望你能给她幸福，带她飞出山沟沟，到城里安家落户；还有你的儿子，将来上大学、讨媳妇、买车买房都可能免不了要你支持。不趁年轻多攒点钱，岂不要辜负家人对你的期望。”

林组长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道：“年纪轻轻的背那么沉重的包袱干嘛？做人要简单，想得太多无异于自寻烦恼、徒劳无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况且这些都是你无法逃避的话题。”

“人生最要紧的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如果对自己扣扣搜搜，挣钱还有什么意义？至于你说的这些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最后几个字说得很重，应该算是警告，因为他从没有用这番语气和我说过话。

“你这完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我不敢苟同！”我们像两个辩手一样，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哪怕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必须旁征博引，死磕到底。

林组长首先沉住气，深呼吸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你妄想用你的普世大道理对我道德绑架，我也不强求你认同我的观点。我们不是在辩论比赛，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世上的事千奇百怪，又岂能简单的用是非对错来框定和衡量？”

我们不欢而散，但远没有到反目成仇的地步，仅仅只是为对方不同意自己观点而感到不悦。我从他房间走出来，心想：这不就是网络上流传的典型的“渣男”吗？简直渣得不能再渣！一番谈话完全颠覆我对他的认识，甚至开始觉得他人品有瑕疵，诞生与他绝交的念头。但等我睡醒一觉消了气，才察觉自己的愤怒中夹杂着一丝羡慕和一丝嫉妒：羡慕他能够狠下心来，超脱爱情和亲情羁绊，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嫉妒他做了那么多自己想做的事，圆了那么多梦。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用自私自利、逃避责任，还是用看破红尘、超凡脱俗来形容他。说他自私自利、逃避责任吧，他每个月按时给父母妻儿汇款，虽没有长远目光，但也算尽到了眼前的责任；说他看破红尘、超凡脱俗吧，又实在与我的价值观大相径庭。要是搁在我身上，我绝对割舍不下人间真情，或许诚如他所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第二天到车间，我和林组长就解开心结。他一脸坏笑地对我说：“你已经把我的私事刨得一干二净，下次我到你那坐坐，听听你的故事。”

“我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

我等啊等，终究没有等到这样一次机会。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连续三天没有看见林组长上班。第一天我当是请假，但王主任告诉我没有收到他请假的任何消息，手机也打不通。第二天早上我敲了他的房门，没人应答，猜想必是有急事回老家了。在我老家手机信号就不好，何况他家比我家更偏远，手机打不通也可以理解，我这样暗示自己。但他为什么不请假呢？这就说不通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脑海。我到公司和王主任一合计，报了警。

第三天傍晚下班后，有警察到我们的住处询问调查，我得到了林组长的死讯，愣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来。前不久还活蹦乱跳、和我争得面红耳赤的一个人转眼间说没就没，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房东以为在他的地界发生案件，惶恐不安，生怕影响到房屋出租的生意。警察要求房东打开林组长的房门。我往前迈几步，想进林组长的房间，被警察拦住。我告诉警察，自己是死者的同事，还是报警人，进房间能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警察才勉强答应放我进去，但口头警告我不得妨碍公务。

房东慌乱地从一大串贴着门牌号的钥匙中择出正确的钥匙打开房门。房间里光线昏暗，异味冲鼻，传来几声孱弱的狗叫。我摸索着打开灯，一切还是那样的整洁，那样的赏心悦目，但我已经知道了林组长的死讯，不得不将一切与死亡、与鬼魂、与地狱联系起来，从而觉得阴森恐怖、后脊发凉。我将目光落在“皮蛋”身上，它正有气无力地趴在笼子里，饿得皮包骨。笼子底下承装粪便的容器里没有尿液，只有几粒干巴巴的拇指大小的粪便。“皮蛋”认出了我，兴奋地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摇头摆尾，在笼子里欢跳。我获得警察的许可，上前给它添加狗粮，它先伸出舌头不停地舔我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又给它添了水，它又先舔舔我的手，再去舔水。

两个年轻的男警察在房子里翻箱倒柜地搜寻。为首的警衔最高的中年男警察向我和房东询问一些关于林组长的事情，我们一一照实回答，他用笔捕捉关键词记录。我也从警察那里得到一些讯息，林组长是从海里被冲上岸的，初步判定为游泳溺水而亡，或者跳海自杀。

“警察先生，他有一辆自行车特别贵，好像骑出去了，会不会有人谋财害命？”每次上下楼梯都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林组长那鹤立鸡群的自行车，而这几天没被它碍眼。

“他的自行车就在海边停着，身上也没有明显外伤，你的怀疑应该可以排除。”警察告诉我。

“他还有一张演唱会的票，价值不菲，会不会……”

“是不是这张票？”在卧室搜查证物的年轻帅气的警察打断我的话，他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上拿着一张刚搜出来的票。

“我想是的。”我瞄了一眼，票价两千多，应该就是它了。

我继续说：“那一定就是游泳不小心溺亡，自杀的可能性不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不是那种会想不开的人。”我始终不相信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有轻生的念头。

“现在不好下定论，凡事讲求证据，等尸检结果出来吧！”中年男警察说。

警察最终的结论是游泳溺水而亡。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我恰巧轮休，有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士捧着林组长的骨灰盒，还有一位两鬓斑白的男人，来替他收拾遗物。想必是林组长的妻子和父亲，他们脸上有悲伤过度的憔悴和泪痕，不知道他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他们把林组长的遗物整理出来，满满当当，千里迢迢如何能尽数带回？房东怜悯他们可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除了把押一付一的房租退给他们，还把林组长置办的许多东西——像洗衣机、像咖啡机、像台式电脑，等等，都折价买下来。虽然房东捡了个大漏，但他没有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昧着良心据为己有也算为人地道，况且他给的价钱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至少没有二手回收的商贩心黑。房东还把“皮蛋”买了下来，他的小女儿对它情有独钟。这些天，“皮蛋”一直由我喂养，多少有些感情，可惜我养自己都费劲，更别说再养只只花不挣的宠物。

房东在一楼外墙贴出新的招租广告：豪华一室一厅，配套齐全，拎包入住。整栋楼没了一个人，又有几人记得？大家依旧为生活奔波，步履匆匆，忙忙碌碌。只有我失去这座城市唯一可以谈心的人，不免落寞伤怀。我偶尔会梦见林组长，他穿一身紧绷的骑行装，脚踏昂贵光亮的改装自行车，手腕拴着毛茸茸的柴犬，口中哼着欢畅的曲调，慢慢悠悠。一人一车一狗，渐渐地走远，走远，直到模糊了潇洒的背影，消失在绯红的夕阳。我在后面奔跑着追赶，想要兑现承诺，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

今天，过完自己的十八周岁生日，回想自己的成年之路，希望把它写下来，以告慰林组长的在天之灵。